“我就是反对马上全部的开放资本项目。我觉得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IMF 那个时候是要求每个国家，不管你国情是怎样的，就得放开资本项目，而且给了一些最后的期限，我认为这样做不对。”3 月29 日，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2015 博鳌亚洲论坛“对话思想者：亚洲互联新模式”分论坛上作上述表示。
樊纲认为，如果你让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完全有可流动性，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如此，这也是一个国际组织改革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能不能被允许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保护自己的资本，控制自己的资本，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应对一些市场的运动。
以下为嘉宾现场发言实录：
主持人杨锐：樊纲先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从一开始就积极地申请加入亚投行，大家担心包容性和透明度的问题，是不是双方有对等受益？这些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多边的金融机构的治理原则呢？
樊纲：我认为中国确实有非常好的治理和好的价值观，大家都同意。但是现在有一个不同的观点，美国现在所面临一个僵局，这也是美国提出来的。我们刚才看了一段录像，奥巴马首先说中国不应该作为一个搭便车者，不管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在世界上过去很多年没有主导的倡议，现在我们有主导的倡议了，我们认为中国不会在这方面是领导者，但是我们倡导了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欢迎这个问题。
樊纲：首先我觉得不是在全球化和效率之间做一个取舍。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对于国际投资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再增加一两个金融机构或者是投资机构，必然是受欢迎的，不是说新成立的机构和现有机构之间有冲突，而是增补。刚才林毅夫教授也讲到，大家对于世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现有的国际机构有诸多的批评意见。所以我想补充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力宣传资本项的完全可兑换，完全自由化，危机爆发以后，没人再这样说了。所以，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没有哪个机构是完美的，从我的角度来说，出现一些新的倡议，出现一些新的机构，出现一些新的尝试是好事。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找到新的途径，同时并没有拒绝过去的经验教训，过去的最佳实践，已有的机构并没有排斥。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尝试这是好事，这样能够丰富我们的国际经验。
樊纲：我刚才并没有说各国不应该开放资本项目，IMF 那个时候是要求每个国家，不管你国情是怎样的，就得放开资本项目，而且给了一些最后的期限，我认为这样做不对。
主持人杨锐：现在人民币的自由流动是不是说明现在人民币想国际化，但是又不开放，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樊纲：在所有的交易和贸易中，人民币只占2%，虽然在增加，
但是比例仍然比较低，这还不足以把它包括在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的货币里。另外，就是它的可转换性，我现在还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一派，我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做好准备，马上大幅度地开放，让资本流入流出更加开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很多国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的外汇储备让你有这么一种感觉，你感觉有安全感，你可以把它作为危机中的补救。但是还有投资者的关注，还有用户流动性和可转换性，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因此我想说，如果你让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完全有可流动性，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如此，这也是一个国际组织改革的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能不能被允许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保护自己的资本，控制自己的资本，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应对一些市场的运动。
樊纲：我并不是说开放我不赞成，我就是反对马上全部的开放。我觉得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
问：早上好，我是来自印度的，我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回答。对亚投行有些人有一些担忧，它能不能实现透明治理方面的高要求？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是否在创新的思维上大胆一点，不要把我们的创新思维都限制在过去金融机构的框架里？亚洲的人口最多，世界上80% 的人口都是在亚洲，而且我们的贫困率也是最高的，为了能够脱贫，我们必须要有大胆的思维。
我讲一下贸易中的RECP 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把医药的价格提得太高了，穷人都看不起病了，与此同时，有没有这样的资金的支持，来帮助那些穷人，给他们提供小额信贷？我们知道孟加拉在小额贷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因此，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创新大胆的思维？
樊纲：非常感谢，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领导人、官员正在谈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使用同样的透明度和规则，但是我们知道国际秩序并不好，而且很多机构做得并不好，并没有足够地帮助我们发展中国家，好多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不重新搞一个机构，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做一个补充？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新的机构也是一种新的倡议，同时，它也是一种新的方法，可以来解决我们的老问题。这些都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建立这个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