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发区走出去的战略指引
提问1：请您分析一下，“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吸引力在哪里？
曲建：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一带一路”沿线可划分为中亚、东盟、南亚、西亚和非洲五大重点合作区域，涉及59个重要国家。2012年沿线国家总面积为4141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面积的30.8％；总人口35.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50.2％；经济总量为10.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5%；人均GDP为3000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众多、面积广阔，能源资源丰富，其中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初期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本短缺、外汇不足、技术缺乏、投资环境落后、发展路径不明等一系列瓶颈制约，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困境较为相似。二战后，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两种发展模式的探索：一是纯计划的“苏联模式”，二是纯市场的“华盛顿共识模式”。经过近70年的实践检验，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无论借鉴哪一种发展模式，依然贫困，当前急需寻找到一条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特区却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成功崛起，引起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以深圳经济特区等为代表的区域已经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走出贫穷、以点带面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国发展模式”，在区域规划、开发、建设和产业引进等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性的经验知识体系。
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相比较于纯计划的“苏联模式”和纯市场的“华盛顿共识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近些年来，经济特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吸引力不断上升，来华访问的沿线国家高级领导人纷纷提出要借鉴中国的经济特区发展经验促进本国的发展，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埃及、毛里求斯，亚洲的印度、柬埔寨、老挝等国家。
提问2：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您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可以在哪些方面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借鉴？
曲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最早的深圳有颇多相似之处。作为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体制转轨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理论方向感上的困惑和操作上的路径选择问题，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点似乎更突出。
每一个转型国家都是不同的，但也是相似的。转型经济学假定每一个转型经济体都有一个“目标体制”，然后从制度信息入手，尽量缩小因“不对称”形成的差异，通过开放加速引入与转化制度信息增量，选择试点也就是“特区”来先行先试，降低不协调的成本，从而获得发展经济学所言的“后发优势”，取得不同阶段的发展突破。由此可见，对转轨国家和地区，特区模式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这在理论上已不是问题。
各国应尊重对方国情，发掘共同规律。相对单维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比较优势是更有条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经济特区”这个品牌，给出中国特区“圈出一个地方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转轨路径模式，给出沿线国家开发建设经济特区一个借鉴中国经验的选择。从技术上讲，可以通过实行“咨询服务、工程建设、融资安排、资源开发、产业转移”等多项目一体化运作的方式，全面提升深圳在国家“一带一路”新战略中的排头兵作用，带动中国产业、技术、标准、制度和文化向外输出，探索整体走出去的新模式。同时，这也是中国面向国际化的一种检验，我们应总结提高，不断完善。
提问3：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也被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缩影，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深圳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曲建：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圳的使命是窗口，那么“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使深圳的角色必然面临转换：深圳需要从“引进来”的窗口转向“走出去”的前沿。
在众多境外经济特区咨询服务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存在着发展阶段落差和产业互补性，是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生长，即输出的理想场所。深圳完全可以利用经济特区发展的经验优势，先行一步，积极为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探索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在“经济特区”品牌对外输出中提供“深圳答案”，即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一套成功的开发模式、一套高效的运营体制、一套完整的投融资模式、一套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和一套成功的优惠政策体系。
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势做出的重大决策，它意味着中国第二步现代化有了实质性的“走出去”载体。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探路”重要角色的深圳，拿出自己的优势，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既是新时期国家战略赋予的历史新重任，也是自身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抢抓机遇，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先进城市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