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五周年。作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普惠金融在特区被赋予更为重要的战略使命。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为驱动，积极探索“战略强锚定—‘产品+场景’—数字化转型—‘风控+生态’—降价格惠民”的“五位一体”的普惠金融新发展模式，在“十四五”收官前，不仅实现普惠贷款余额从379亿元增至2000亿元这种超5倍的增长奇迹，而且同时实现客户数的快速倍增，平均贷款利率的显著下降，线上普惠占比的大幅提升，单笔业务办理时长的明显压降，以及普惠信贷资产质量的同业领先。这一发展模式有效验证了国有大行在普惠金融领域实现“量增、效提、价惠、质优”的可行性，也为解决普惠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和风控难等问题，贡献了具有系统性且可复制的特区样本。
时代语境：普惠金融与特区精神的内在契合
深圳既有诸多“顶天立地”的领军头部企业，也有数万“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更有大量“开天辟地”的科创企业。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风控难等现实问题，长期以来都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突出痛点。在深圳这片主体众多且充满活力的土壤上，国有大行如何高质量践行普惠金融使命，既是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政治责任，也是传承“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特区精神的时代命题。
普惠金融的本质在于“普”“惠”“质”的统一：“普”强调服务覆盖的广度，让金融资源有效触达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传统金融难以覆盖的群体；“惠”突出服务的可负担性，通过减费让利、价格友好等方式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质”则注重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实现规模增长与风险可控的合理平衡。这种三元目标指向一种“包容性增长”的金融供给方式，即在保持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高效地把金融资源延伸到边际群体与新经济主体。对深圳而言，民营占比高、产业更新快、轻资产特征明显，对金融机构的“信息加工—风险定价—信用扩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以抵押担保为核心的信用配置模式面临边际效率递减，必须对以数据要素驱动的风控体系与流程再造予以重塑。
特区精神为这种重塑提供了价值锚定与行动逻辑。“敢闯敢试”意味着在制度空间内先行先试，通过分层授权、差异化考核与容错纠偏等方式，为信用贷款、场景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模式创新拓展边界；“敢为人先”要求以科技为第一动力，将数据与算法嵌入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形成“弱担保、强信用”的风险缓释机制；“埋头苦干”则体现为对小微企业真实痛点的长期深耕，以更高的服务密度与更细的流程颗粒度提升客户体验，最终以规模—质量—效能的协同改善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国有大行在这一进程中兼具政策执行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既要落实国家战略、服务薄弱环节，又要以自我约束实现风险—收益的动态平衡。深圳工行正是在这一价值与制度的交叉点上，在“十四五”规划实施中探索形成了具有可解释性的实践范式。
实践路径：实现“战略强锚定—‘产品+场景’—数字化转型—‘风控+生态’—降价格惠民”的系统性协同
在战略引领与组织变革层面，深圳工行将普惠金融升格为“一把手工程”，将贷款余额增长、客户数拓展、线上化率及资产质量等核心指标锚定全行经营主目标，配套专项额度保障、资源倾斜政策与差异化绩效考核机制，推动服务重心向基层纵深下沉。架构设计上，成立专项委员会与工作专班强化顶层统筹，由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办公室）专司业务推动与执行落地；在辖内布局24家小微中心，优化“专职队伍+配套机制”的敏捷作战单元；打造39家“普惠金融旗舰网点”，实现业务办理“全员覆盖、全网点承载、全域触达”；创新推出普惠贷款集中运营模式，通过流程集约化为基层提效减负，获总行推广示范。在资源保障与机制创新上，按月锁定专项投放计划确保信贷优先供给；优化分级授权机制，赋予支行差异化审批权限以提升市场响应与业务处理效率；设置不低于10%的普惠专项考核权重，配套专项激励措施激发内生动力；建立尽职免责容错机制，明确风险容忍边界内的合规免责条款，解除一线顾虑；倾斜科技开发与线上运营资源，加速系统功能迭代和用户体验优化升级，构建“组织—制度—人财物—系统”四维支撑架构，全面营造“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体制机制环境。
在“产品+场景”层面，深圳工行由“抵押依赖”向“信用赋能”转型，通过知识产权、研发能力、交易流水、收单数据等“软信息”构建差异化授信逻辑。围绕科创企业推出“工银兴科贷”“南山信e贷”，以创新要素为中心进行评分，其中“兴科贷”余额达15.4亿元；面向个体工商户，基于收单与经营数据迭代“普惠商户贷”“鹏叶商户贷”，实现线上小额、快速信用放款，其中“普惠商户贷”余额达2.14亿元；针对涉农群体，设计“兴农快贷”“菜篮子发展贷”，以“轻抵押+信用”的组合方式提升贷款可得性，其中“蓄力e贷”余额20.5亿元。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累计落地39个创新场景，覆盖科创、农业、跨境电商与养老等，贷款余额近70亿元；在园区金融方面，以“园区e贷”服务南山创智云城等重点园区，成为监管“园区贷”首批试点，贷款余额19.5亿元；在产业链金融领域，依托中心企业信用延伸上下游，供应链贷款余额达110亿元，形成“核心—链条—节点”的信用传导机制。
在数字化与流程再造层面，深圳工行坚定不移走数字普惠发展的道路，结合“客户旅程”和“客户经理旅程”，综合运用大数据、AI技术推动提升普惠业务线上化、数字化水平，不断完善普惠业务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业务模式，为小微企业提供随时随地、触手可得的金融服务。以“科技+数据”为双轮驱动，搭建“新一代经营快贷”平台，推动批量化获客、自动化审批与线上化签约一体运行。通过自主开发的“普惠金融智能营销入口”，行内外数据标签实现客户与产品的精准匹配，降低客户的学习和选择成本。线上普惠贷款占比由2021年初的37%提升至2025年7月的52%，余额达到1036亿元，且增量占比接近八成，成功将线上渠道打造成服务小微的主通道。在线下，通过83家普惠金融普及型网点、39家普惠金融旗舰网点与19家标杆网点，组织50支“普惠青年先锋队”深入园区与商圈，累计触达和服务客户超10万户，形成“线上高效触达—线下个性服务”的特色闭环。此外，依托“线上评价—线上签约—线上抵押”一体化流程，单笔业务全流程时长由17小时大幅缩短至8小时内。在技术底座方面，完成66个接口与18个模块组件建设，RPA、OCR与数字人民币等新技术在普惠创新场景的探索运用，能够快速对接客户场景生态，以“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方式释放组织效率。
在风险治理与生态协同层面，深圳工行专门构建“红—黄—绿”三色预警体系，覆盖“14项分行通用指标+67项总行预警指标+3项分行特色指标”，显著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实现对企业经营波动的动态感知与差异化处置，并由此带动普惠贷款资产质量在还原核销后保持同业优良水平。为降低小微信用风险的个体暴露，深圳工行在“政—银—担—企”之间强化协同，与政府平台共建信用信息共享，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进“见贷即保”批量担保，成为深圳批量担保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依托“环球撮合荟”开展跨区域要素对接，举办农业与中非农产品等专业撮合活动，推动从单一融资服务向“融资+融智+融商”的综合服务转型，既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力度、深度和温度，又以生态协同稀释微观风险、提升宏观韧性。
在价格与费用政策层面，深圳工行坚持“惠”字当头，形成以利率让利与费用减免并举的政策组合。普惠贷款平均利率由2021年初的4.16%降至2025年7月的2.87%，累计下降129个基点，价格处于同业较低水平。同时，主动承担评估费、保险费与抵押登记费，免收账户管理费等结算性费用，近两年累计让利超过1亿元。面对阶段性经营压力的企业，深圳工行还提供延期还本付息、无还本续贷和贷款贴息等纾困安排，有力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纾困和恢复。
在上述“五位一体”的普惠金融新发展模式引领下，“十四五”收官前五个月（从2021年初至2025年8月），普惠贷款余额从379亿元增至2000亿元，为全国一线城市分行最高，增长5.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48.7%，高于本地国有四大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成功实现从百亿元到千亿元再到两千亿元的多级跨越；普惠贷款余额、增量在本地国有四大行占比较“十四五”开局分别提升11个和15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逐年提升；客户数由1.46万户增至5.34万户，增长3.66倍，年均增速达36.5%，其中个体工商户客户数增长超过3.5倍；平均贷款利率从4.16%降至2.87%，降幅31%；线上普惠占比由37%升至52%；普惠贷款质量在还原核销因素后保持同业领先水平。基于这样的成绩单，在监管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评价中，深圳工行连续三年获得最优等次。
价值启示：从规模跃迁到可持续的制度化能力
深圳工行的上述实践，在经济、社会与行业三个维度呈现出可度量的综合绩效：经济层面，面向科创与制造“双轮”发力，服务科技小微企业3536户，贷款余额161.8亿元；制造业普惠贷款余额192亿元，比2021年初增长6.2倍，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金融“长坡厚雪”。社会层面，客户覆盖从“头部小微”延伸至“长尾群体”，个体工商户贷款余额超140亿元，“新市民—涉农—个体工商户”的多层次金融可得性显著提升，金融公共性与包容性得到实质性巩固。行业层面，“五年超5倍增长+质量控制优”的联合表现，打破了普惠金融量增、价优与险稳三者之间难以平衡的传统认知，验证了以科技与生态协同支撑的商业可持续路径。
由此带来多重启示：一是特区精神将制度容错与组织活力统一于创新实践之中，促进非抵押信用的稳步扩容与场景融资的规模化复制，使“敢闯敢试”转化为可观测的产品与客户扩张。二是使数字化成为效率与风控的关键技术，即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模型为信用工艺，线上化率提升与流程时长缩短并行不悖，带来单位授信成本下降与边际风控能力上行的“双优解”。三是使生态协同成为可持续的保障机制，即通过政银担企的多方联动把分散小微风险转化为可分担、可交易、可定价的系统性安排，为普惠金融在经济波动中的持续供给提供“制度性免疫力”。与此同时，价格端的“让利—降费”与服务端的“纾困—续贷”相互配合，使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得以同频共振。
综上，深圳工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探索的“战略强锚定—‘产品+场景’—数字化转型—‘风控+生态’—降价格惠民”的“五位一体”的普惠金融新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国有大行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持续巩固“主力军”角色，也在普惠金融领域为统筹实现“量的合理增长”“质的有效提升”“险的精准防控”和“规的严格恪守”提供了现实样本。面向“十五五”，在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深入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普惠金融仍将处于结构性升级的关键窗口期。国有大行需以产业政策与科技周期为轴，扩大科创金融覆盖面，并在知识产权质押、科研项目订单与产业链协同上探索更高维度的信用增信，同时加速将数字人民币、人工智能大模型与可解释机器学习等技术嵌入授信全流程，在合规与隐私保护框架下持续提升线上化率，打造“可验证、可追溯、可审计”的风控新样态。此外，还有必要进一步外延生态半径，与政府平台、核心企业、担保机构和第三方数据服务形成更高频、更精细的联动机制，构建覆盖“融资—服务—成长”的全周期陪伴体系。在此过程中，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使普惠金融成为深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双区”建设中更具韧性与普惠性的“金融底座”。
